一九三九年秋，部队转移到濛江县。当时，几乎没有住家，农家也非常少，当然这是拼屯的结果。敌人虽然想用这种方法，阻断农民和我们的联系。但大众之中还存在支援我们的组织，敌人不可能完全阻断他们与我们的联络。

被拼屯的农民，想办法尽可能在地里埋藏一些粮食，做上记号。根据记号，我们经常会找到粮食。但找到的粮食，怎么能够部队那么的人吃呢？只能靠打仗，只敌人那里夺取。农民自己的粮食，有时还不够吃呢。

我认识一个叫夫间一夫的日本人。从一九三九年秋开始，和他生活过四、五年月时间。我觉得他是不是一名在通化附近铺设铁路的工人呢？一九三八年，被我军抓住过，开始他说不是军人，我们相信了。一九三八年，在吉林省集安县，又被我们俘掳。

这个日本人，三十五、六岁，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〇”形腿，个子比我矮，典型的日本人身材，连鬓胡子。他被俘掳后，提出要加入我们的战斗。我负伤后，与他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也有的说他去了穆稜、四道河子了。知道他的人实在很少。我们把有关知道的他的事情，写成材料寄给党中央，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我想是不是死了呢。

夫间一夫，是不在预期完全未知的一个日本男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采访里。姓夫间，或是姓福间、风间和福田吧。

很多日本人不知道，在满洲国建国后，存在反满抗日游击队长期战斗的事情。是怀旧让人们不想知道，在那个满洲时代，还有另外一个面孔。知道杨靖宇的战斗和死亡的日本人，有多少呢？

我连想都没想过，曾有这么一个加入中朝联合部队，同自己国家军警战斗的日本人的存在。

关于对象夫间一夫这样异类的日本人，我有过这样的一次采访。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九日，在北京饭店我准备乘下午飞机回日本。那天早晨，会见了一位老人，已经八十五岁了，随同的还有俩人。当听到介绍说，这就是李延禄将军时，我有些漠然，眼前座着的这位高大的人，就是李将军呢。

我在日本出版的报纸上，看到过有关李延禄的报道。在《满洲共产党研究》刊载的“诸公请愿”檄文里，作为第四军长，与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一军长的杨靖宇一起署了名。他的活动区域是当时的东满和北满一带。根据地在宁山、密山等地。

中国作家协会解我热衷对杨靖宇及抗联事迹的采访，并承诺配合。马上安排，使我在来中国做短期采访的最后时刻，见到了现在唯一生存的联领导人之一的李将军，实现了对他采访的愿望。

李将军写的叫“伊田助男”的一篇短文，刊载在《星火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第四卷上。

说在某旅团服役的伊田助男，把一卡车的弹药送给游击队。自己在一张撕下的笔记本纸上写下了遗书。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我看到你们撒到山沟里的宣传单，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参军后我亲眼目睹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身为一名日本共产党员，我的良心没有一刻不在谴责我自己。我很想同你们会面，一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恶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最后我决心自杀以示反抗。我把辎重队的10万发子弹藏在了北边的森林里，请你们用这些子弹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身虽死，但我的革命精神永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　　伊田助男”

这里引用的是遗书的全文。

七月二十七日是星期一，也是我们出行的第二十天。

上午八点半，Y小姐用托盘端来了中式蛋糕和牛奶咖啡。没有问病情怎么样，只说：“吃点东西再把药服下。”又说：“拜托，快点吃饭吧。”

平时总闹些毛病的我，昨夜感觉到体质上的低下。Y小姐也是很疲劳的样子，身体有些消瘦。我看到她开始有了象上了年纪的人那样的状况。

上午，有给杨靖宇当过警卫员的人要来访。不管身体怎样，也要见一见。

九点半，叫王清明的人来到我们房间，一只脚有些短，身材矮小。今年六十四岁。在哈尔滨木材公司就职。

一九三六年六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杨靖宇，和第二军的魏拯民进行了两次会谈。魏拯民传达了党中央指示，把一、二军合并，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王清明说，他到俩位将军会面地点去实地踏查，刚刚回来。

王清明的谈话没有修饰，很简练，没有多余的话。也就是说很干脆。谈话内容不是依时间顺序进行的，当中想起什么就插进什么，省略的话题后来想起来什么，再详细补充。也就是很自然的谈话。我想按时间顺序整理谈话内容，但那不合王清明的口吻，还是保留当时谈话的情形更好。

从“听说您当过杨靖宇将军的警卫员”，这样的我的提问开始谈话。

――被叫作“小鬼”的我，当过一年交通员，三年警卫员。部队里当时把从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战士们，叫做“青年铁血队”，我就当过那铁血队的队员。

我出生在山东省。在辽宁省桓仁县的一个小铺子里，当过伙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左右，参加了反满抗日游击队。那一年十八岁。最初和朝鲜族战友韩张云、李相山一起战斗，后来来到杨将军身边。

从一九三五年六月到一九四〇年一月间，我跟随杨将军同敌作战，在辉南县的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离开了主力部队。二十五六天后，杨将军壮烈牺牲了。在我负伤留下后，部队向南面的濛江县转移了。当时杨将军率领的部队，我想还有二百多人吧。不是全部在一起，而是分散着进行战斗。

从一九三五年冬开始，日军更加疯狂加紧了包围，我们的生活更加艰难起来。

最艰难的是没有粮食吃。长白山里有农民种植庄稼，可我们没有钱买。我们和农民谈话，在他们也十分困难的状况下，分一些苞米等粮食给我们，我们连一半的钱都给不上。

必须把粮食好好贮藏。在山林里，不把粮食坚实贮藏好，就会被野猪和鸟儿吃掉一半。为了防止遭到损失，我们就把粮食藏在高处的小房子里，盖上松树枝。或是伐倒大树盖在上面。在山岳地带，利用岩石和岩石中间的缝隙，可以贮藏粮食，但有的地方没有这样的石缝。有的大树被风刮倒，掘起树根下面留下一个大坑，我们就把粮食藏在那里面。

战况好时，我们能吃到苞米、大豆、高粱和小豆等。由于战况的恶化，我们不得不分散行军。开始寻找埋藏的粮食吃。

当时的日常用语是根据敌情行动。敌人来时，就开始行动。不来时，就安稳地过日子。

普通的日子，一般都是起明星亮时起床。冬天五六点钟起床。起床后，刷牙洗脸，当中也有不洗脸的。冬天就化雪水喝。

我们无法住在“家”里，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只能住临时搭建的小屋，或干脆睡在冰雪上。到了天黑吃过晚饭，大家所做的事就是枪不离手。天空有敌机盘旋，地上有日伪军追赶，每天都要发生战斗。

在那些战斗日子里，冬天最艰难，而冬季也就漫长。

在风雪里一遇上敌人，最要紧的事是保卫好杨靖宇和司令部。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雪地上的脚印，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行军时，前面的队伍直行，杨司令所在的本队，左右交错摇摆着踩着前面人走过的脚印行进。走在最后的战士，转身向后，一边走一边用筛子筛雪盖住脚印，再把松树枝盖上面，筛上雪，掩盖的就象队伍一直向前行进一样。

但由于出现了叛徒，让日军知道了这种方法，就不能再使用了。日军使用军犬追踪，从我们行军的两侧包围过来。

我们应该及时总结教训，可还没来得及总结时，就让杨司令走向窘地。每次战斗，都会出现战死的、负伤的和叛徒，这些对我们来说，越来越不利。

一九三七年秋，杨司令想出用粗布搭建帐蓬在里面可生火的办法。开始建的是象草帽形状的园顶帐蓬，但面对突然来敌的枪口，不好逃脱。接着改成长方形的了，只在正当中开一个出入的门，但在夏天时通风不好，就改成在两侧安门了。以后也就这样建造临时帐蓬了。

帐蓬有一人多高，一个人就能搭起来，也能收起来带走。为伤员和病人是用木头搭建的临时小屋。

当时，我年龄小，人长的也小，和杨司令住过一个帐蓬。那是在地面铺上毛皮的宿营。行军时，走累了就抓着杨司令的皮带走。晚上睡觉时冷了，就钻进杨司令的被里面睡。

我那里的身材比现在还小，杨司令可是很高，有一米八多高吧。

肖像画画得非常象杨司令，高颧骨，大耳朵。嘴形象似都遗传给了司令的后代了。

司令总是很忙，但环境好时，就到我们这些孩子中间来。我们这些孩子大多都很小，大一些的也就是十七、八岁。冬天的夜晚，冻得直发抖。司令问：“冷吧！”我们回答：“不冷，身子冻住就不冷了。”听到这样的回答，司令露出愉快的笑容。

战斗空余时，司令经常来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

当我们问到：“革命什么时候成功啊？”司令回答说：“这个我不知道。但首先必须消灭日军，再消灭国民党军。”“到那时我们的胡须还不长到胸口啊。”这些话让我们高兴起来。司令还一再对我们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们都要成为干部的。光会打仗是不行的，为了将来建设祖国，要好好学习哟。”

我仅上过四年小学，会一些读写。杨靖宇是我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师，还有一位叫徐哲的朝鲜族同志，也教了我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徐哲年青时，在军医处工作。我年青时，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记忆也好。开始是学会分清敌我，接着学习的是党内出版的小册子。

杨靖宇写过一本叫《刘宁旗》的小册子，字很大。有不认识的字，就求教身边认识那些字的人教我。

人是有多重性格的。在我的记忆中，平时没有情况时，杨靖宇这个人非常温和。一但发生战斗，他就变得强悍。

行军中，一边走一边看书，咬着剔牙的树枝思考。有时会与一些指挥员发生争吵，那时的他，争的非常厉害，我们都被吓跑。

行军时，军用挎包里带的东西很多，有水壶、子弹、枪支、手电、帐蓬和军用地图等等。司令总是挎着三支手枪和望远镜，身后背一个背囊。

通化陵园里展示的闹钟、钢笔、红蓝铅笔、手枪、长筒手枪，全都是当时他用的。

到了中午十一点半，我们约请王清明一起用餐，他虽然参加了，几乎没有吃什么。他用左手拿筷子。

――当时部队有俩个姓王的警卫员，人们叫那个大王，叫我小王。不久，那个叫大王的警卫员牺牲了。我们把杨司令叫大队长，遇见司令的农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司令了，经常向我们打听。

长白山区气候多变，睛朗的天空突然会降雪。风也很强，经常是风把雪吹的漫天飞舞，怎么想办法都很冷。

部队里虽然有会理发的人，但长着长头发长胡须的人很多。身上的虱子非常咬人，脱下衣服往火里一抖，掉进火里的虱子烧的劈啪作响。

军服有的是缴获来的，也有的是后方部队制作的。一进入秋季，就要想办法筹办冬天的衣服。

到了冬天，有的人套穿着几条裤子。围着火堆烤暧前胸，后背还是冰凉的。一离开火堆，冷的和从前一样。

开始我们穿的用很多干草包着脚的大乌拉鞋，走起路来太滑，不适合在山上穿用。夏天就买来工人干活穿的，那种前面脚指分成二部分的作业胶底鞋穿。到了冬天，就把脚包上破布、旧棉花、干草，穿进这样的胶底鞋里。

杨司令是反应迅速，非常机敏的人。一九三八年九月发生了规模很大的战斗，我们被包围了。参战的敌人有宪兵队、守备队等等，不知有多少人。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晚上，我们牺牲负伤了十四、五人。后来敌人乱说我们阵亡几千人。

象羊群一样多的日军，成群向我们逼近。提着日本刀转悠到离我们只有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激战到了夜里，司令开会讨论，从什么地方冲出包围。司令说从西面敌人那些背着饭锅的战斗力相对较弱的炊事部队处突围。

我没想到真的能够突围。包围圈一定有薄弱地带，在那里开一个口子，就能突围出去，这是司令的正确判决。那天夜里的一点到二点之间，我们突围成功，来到安全地带。这时，我对司令作战的正确判断力，彻底信服。

日军不知道我们已经突围出去，继续合围进行讨伐。这次战斗中，我看见过一个下巴留着胡须的什么中队长或小队长。被俘的日本兵，乖乖地交了枪，给每人发了五元路费，放他们回去了。对日本兵俘掳，都放回去了。在伪军俘掳中，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坚决进行镇压。

为了和日军俘掳对话，我们学了日语，对俘掳给予优待。战争的需要，我们还学过一些朝鲜语和俄语。

一九三九年的四、五月间，杨司令的脚踝处受了伤。那是在桦甸老金厂一带，通过盗听敌人电话，知道敌人要从老金厂出来。随即部队派出铁血团，设伏袭击。司令等人留在驻地休息。司令从远镜里观察，指挥作战对敌人进行打击。在这次战斗中，敌人射来的三发子弹，有一发击中了司令的脚。司令被抬上担架，送到桦甸县的松花江西岸的西江口附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治疗休息。

一九三九年来一九四〇年间，是最艰苦的时期。白天一边战斗，一边躲避追击。敌人的飞机在空中寻找到我们的踪影，就做下记号，联系地面的敌人部队追击我们。这样我们不得不在夜里行军。我们无法合眼地行军、战斗和逃跑。每次战斗中，部队的战斗力都在减少。

战斗空隙，只能靠在树上休息一下。一但躺在地上，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消化道变得越来越细，即使再饿，也很难咽下东西。

我们开始象八路军那样，吃皮带和棉絮。偶尔拣到一粒松树籽，感到好吃的不得了。即使再小，也比胃里干磨要好。

胃和消化道变得奇怪起来，一吃进东西，就会咳嗽。

用小刀把皮带切碎煮。皮带在制作时，可能用什么方法处理过，煮过后有一种非常难闻的味道，真不是好吃的东西。不管怎么难吃，也比没有东西吃强。“这就是肉和汤”，战士们说着玩笑吃着，把汤也都喝下去了。冬天连草都找不到时，不管什么，只要能吃到嘴里的东西就吃。

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的旧址处，我想起这就一九三一年年底前，杨靖宇从沈阳监狱出来后直接来到的街区。长期的狱中生活，患上了严重关节炎的杨靖宇，作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之一，从事着革命工作。

第二年的一九三二年初，杨靖宇被选为“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在市内平民窟的偏房子里，见到传达上级指示同志，接受了任务。之后就辗转多处，在工人中间开展革命工作。

这时的杨靖宇，穿着破旧的灰色工作服。夏天不论是否下雨，走路时都在腋下夹一把雨伞。

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活费非常少，连吃杂粮糊口都很困难。在沈阳监狱被敌人烤问时，给杨靖宇灌辣椒水，肺部造成残害，经常咳嗽。资料记载，穿着的是薄粗布衣裳，经常没有烧火燃料，感冒很长时间都不好。这了联络同志，装成教师，手上拿一本厚厚的书，座在椅子上。

一九三二年夏，哈尔滨发大水。杨靖宇从反日总会会长职务，转为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书记，同时兼任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

满洲省委决定派杨靖宇去沈阳特别委员会工作，但沈阳打回来的电报说：“现在，奉天一带所有叛徒都认识杨靖宇。日本警察署里也留有逮捕杨靖宇时的指纹照片。”因此，中止了这次去沈阳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秋，杨靖宇告别这座城市，南下到游击区视察。

一九三三年八月下旬，中共满洲省委准备召开扩大会议，紧急联络，把杨靖宇从南满游击区再次召到哈尔滨。当时穿着的是灰色中国式长衫。

在于济源编著《杨靖宇》一书中记载，杨靖宇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学会了唱“国际歌”，并且反复传唱。难以相信的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入党的他，直到这时才学会“国际歌”。

这年秋天，省委指示杨靖宇再去南满。于济源写的书中说，没有买火车票钱的杨靖宇，穿一件旧上衣带一张被子去了南满。就这样回到游击根据地的年青的他，一直与敌人战斗下去。以东边道为舞台，开展游击战争中，成为一名神枪手，担当起南满游击区的政治责任者。

哈尔滨可能还有纪念杨靖宇的别的场所。但这一天，我却没有了再到别处去访问的心情。 

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也许是不如期待的那样，到哈尔滨来会有更多的收获。

我还有无论怎样都要到的地方，一个在市内，一个在近郊。

市内想去的地方，是旧时的哈尔滨学院。想去看一下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秋，由井田孝平创立，并建有他胸像的校园怎么样了。但给我们当向导的哈尔滨作协的女作家，好象没有了带我们去的气力。没办法，随着向导坐在车上观光。有轨电车，仍然在行驶着。

逛了友谊商店和国际旅行社。买了装在精致白桦木小盒里作为黑龙江特产的玛瑙戒指。天还早，又被邀请看看松花江。

流经吉林市的那段叫第二松花江。我们没有按俄罗斯人的叫法，称为香格里。但在哈尔滨，如果不称香格里，就给人一种与街景不相一致的感觉。

我曾经把松花江当成故乡的河，因此，就没有把日本自己住处附近的河，当成故乡的河。小时候，经常听说哈尔滨有很多白俄罗斯人，白俄罗斯女人都特别漂亮。

车子穿过江边栅栏的大门，向江边徐徐开近。初次到这里，脑子里一边想着“那就是太阳岛啊”，就看到了江面上一处小岛。满洲时期，这里是上层社会在夏天里的交际场所之一。现在有游船往返于岸岛之间。江边有畅游的大人和孩子，几乎看不到成年女人。

回到宾馆，在床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开始胃疼。晚餐时来到桌边，只啃下一个馒头，慢慢嚼湿成糊后咽下。再发烧很可怕。不进食物就不能服用消炎药。到了进退两难的境遇。炎暑依然没有改变。

我自认为自己胃肠很好。现在的胃疼，超过了耐力，躺在床上，感觉昏昏沈沈，有些象美尼尔症状的发作。从包里找出药来服下，重新躺下。这是一个饱受煎熬的夜晚。

杨靖宇从从沈阳经长春，再到哈尔滨，乘坐的三等车厢行驶过的京哈线，就是这条线路吧。从河南来的他，对东北这里是怎样的印象呢？对于没去过河南省的我无法比较。

这是一望无边广阔的大地。满洲时期，铁路两侧不许种高粱，说那样容易让匪贼藏身。现在从路基到看不到的远处，全是农田。刚刚下过大雨，田地里还有很多水没有排除。

十八点三十二分，到达哈尔滨，被安排到车站贵宾室等了一会儿。夏季大陆的白天虽然长，但我们出来时，天已经快黑了。

汽车慢慢从车站广场开出，有半裸上身，穿着破裤子，光着脚的乞丐从车边闪过。

这就是从照片看到和听大人说过的哈尔滨的街道。 

旧时满洲宪兵司令部建筑的一楼，展示的是抗日战争部分，二楼是解放战争展区，展示的是同国民党战斗牺牲烈士的事迹。我们被限定在一楼参观。

Y小姐、何浜和我三个人分别抄写着每个牺牲烈士的姓名和简历。还弄到一份《东北烈士纪念馆――抗日战争部分简介》的小册子，那上面只载有极少一部分人的事迹。如果没有别的资料可获取，只能把这些人的事迹抄写下来，当作资料使用。

我们在每个展区下，紧张的抄写着。馆方看到我们的情况，叫来一些人帮我们抄写，帮了我们一个大忙。这天是周日，下午两点钟闭馆。我们在与时间进行认真的比拼。

自去年访问中国以来，在与中国人接触时，一直有一件事相求，那就是对“一首歌曲”的确认。艾格乃丝·史沬特莱在《中国的歌声》的一章里引用的一首歌曲，直轰了我的“满洲热”。不管时间经过多久，我一直都记得歌曲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开始，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家乡”结束。

可是，中国人当中也有对这首名歌不知道的人在。

已经过了闭馆时间，我向等待下班的漂亮讲解员打听，知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那边”这首歌吗？可能是我太着急，没有说清楚。这时，Y小姐转身对我说，那首歌我知道。就象寻找“蓝鸟”那样，虽然很难，得来却又不费劲。

讲解员很年青，不会全部歌曲，用悠缓的女高音只给我们唱了一段：“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用中文唱这首歌曲，我知道歌曲的内容是什么。旋律比想像的还要哀愁。我清楚“九·一八，九·一八”和“流浪，流浪”，重复的句子表示什么。

终于找到这首歌曲了，请求再唱一遍，录到了磁带上。我一再向她们表示谢意，告别了纪念馆。

虽然初次来哈尔滨，我连参观街景的想法都没有。

哈尔滨也是我初次访问的城市。

旧时岁月里，一到二月间，在结冰的松花江上，举行俄罗斯天主教仪式，成为一处参观景象。我们家只有父亲去过那里，看到过爱基斯摩式的冰上祭典活动。父亲说：“哈尔滨是非常美丽的城市”然后就把带回来作为特产的俄罗斯巧克力分给了我们。

东北部与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有着很深的渊源。小时候不能忘记的是松花江岸边，教会高高耸立的尖塔，对岸玛丽雅山上的玛丽雅雕像，还有教堂里美丽的装饰。

我到过的最北端，是与黑龙江省很近的叫水曲柳的地方。在女子中学三年级时，我们去吉林东面的拉法，在那里稍事休息，一直来到水曲柳乘坐是火车。从哪再往前，就是五常车站。从那往北是平房车站。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六月十日，离开家的我，没在地图上进行确认，也不是为了寻找铁路沿线各车站的什么传说，被一纸动员令摧促，十四岁的我进了开拓团，被分进长野县来的部落里。土墙围着的一块居住区里，有四五户人家。被关东军强行动员来的人们，强壮的男劳力一个都没有，全都是老人、病人或是比我还小的孩子。

这里主要农活是田间除草。农田无边无际广阔，干一天连一条垄的草都除不完。不是用手除草，而是用那种半月型的锄头，把杂草烂腰斩断，草根还留在地里，铲完不久草就又长出来了，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铲除的速度也跟不上草生长的速度。

只在新京和吉林生活过的我，在这里体会到了电对人类的贡献。这里夜晚点的是带罩的油灯。和商户用的油灯不同，这种灯发现很难闻的气味。我第一次体会到夜里黑暗的可怕。

自来水是不可能有的，取水用的是那种摇的辘轳水井。房顶挂的是泥瓦，墙体全是用泥土制成的，屋棚上铺的是蒿草。锅台和火炕连在一起，晚上在热乎的火炕上，铺上一层稻草睡觉。看到过农妇在田里，敞着没系纽扣的衣服，站着干自己能干的农活。

与相邻部落有多远？来到部落边上，穿过农田远望，远远看不到别的部落。

来回要花一个多小时，到中国人集团部落买一次豆腐。那里是一个街市。色彩鲜艳的被子叠放在一起，看到这些，像看到不被人们日常所知的事情，也许这是一个风月场所。有街道，也有店铺，是个喧闹的街市，就是离我们的开拓部落太远些。

农地本来是住在那里的人们开垦的。在农业发展基础上的街市也得到发达。但随着日本开拓团的到来，当地人耕地被夺走的事也就出现了。作为学生，被动员参加开拓团的我，看到很久没有看到过的热闹街道，心里不免一阵阵生起好奇心。

我居住的村落，和这里隔着一座山。数十条地垄一直延伸到山边，中间连一棵树都没有。肥沃的农田，人们长期以往靠它生存，当中有很多很多叙说不完的故事。

我们部落背后树林里，看不到身影的鸟儿“咕咕、咕咕”的叫个不停，鸟鸣声在天地间回响。在一望无边的田园风景上，还有一片稻田。近处山顶上，有一棵难忘的满洲菩提树，周围什么都没有，枝叶自由自在地生长着。

头上和衣服长满虱子的我们，七月十日回到吉林。战败后的开拓团，将遭遇到什么样的悲惨命运，被还不明白事理的我看到了。战败时，我没再回去与他们会合，纯属偶然罢了。

长谷川照一家从水曲柳到五常坐大车走了五十五公里的路，乘火车才不到两小时。乘火车从水曲柳到哈尔滨，也就是四个小时。但当时不知道，哈尔滨就在离我们不远的眼前。当时青春年少的我们，每天只顾在广阔的农田里干活，傍晚去沼泽地附近的烟地，割下烟根放到被害虫咬了的庄稼根下，而自己的后背却被成千上万的蚊虫叮咬着。

现在列车行驶在从长春到哈尔滨的铁路线上。这条铁路，曾是满铁引以自豪的“特急亚细亚线”。当然那“亚细亚号”，也就成为在中国长在的日本人怀旧和自豪的东西。有的日本人虽然在中国长大，却没有看见过那些东西，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回到南湖宾馆，用过午餐后（在中国期间每天二餐，这时的用餐正是往日我们的早餐），去长春站，乘坐十三点三十二分发往哈尔滨的列车。没能成行的R教授和作家协会的人们，为我们送行。和王玉瑧也在这里分手。

在长春的两天里，为了治疗背痛，长春医学院的医生，来宾馆给我做过按摩。这是因为Y小姐看到我服药时的痛苦样子，劝我无法忍受就想办法治疗，我采纳了她的建议。

和宾馆理发室的按摩手法不同，按摩医生轻轻握着拳，沿着肌肉走向，静静向前滚动。治疗时间约一小时，医生已经出一身汗了。一次的治疗费加上交通费，相当于中国人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但是，疼痛没有减轻，不能离开热敷，这是有些沉重的旅行。

用在吉林买的笔记本，把旅行的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连菜单都没漏掉。有关杨靖宇事迹的采访，记在另外的本子上，每天都进行整理。晚上灯光太暗，无法工作，只能每天早晨六点必须起床工作。连日的酷热，晚上很难睡眠，平均睡眠不足六小时，疲惫更加厉害起来。到哈尔滨，沿线风光如同以往，一望无际的农田。没有确认各个车站站名的必要，这几个小时的旅程，还是很轻松的。

这是我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初夏以来的，初次访问。这有点像对儿童时代记忆的检验。

到来学校旧址的地方，校园门口的文字是：天津路小学。校园比记忆中的要好多了，通过改造扩建，这里显得非常明亮。记得背书包上学时，我家到学校有一段距离的，现在望一眼，好像就在道路的对面。

我正拍着学校的照片，过来一个人说：“每天都来日本人参观，会影响学生学习的。”Y小姐用不愉快的语调，把那人说话的内容翻译出来。

我曾到这一带来游玩。校门往前一些，第一个十字路口左转，再先前一点的右侧，有过一个警察署。现在两侧全是露天卖服装的，顺中间穿过去，果然看到那所建筑，但现在是公安局。担当与旧时同样角色发挥作用，是中国特有的事情。

儿童时代，这一带有一个钢筋罩在上面的地下贮藏室，凭想像，我曾编过故事。现在这上面建了顶盖，已经无法窥探了。

我们在门前停放着车辆的邮电局前走了一圈。我想起在人行路上，看到过很多飞蛾的事情。夏天傍晚，街灯刚刚亮起，身长三厘米，浅茶色，身子和手脚向吹进空气一样胖胖的虫子，数也数不清地围着街灯飞着，有的落在灯上，有的掉在沥青路面上。

看着的成人们说“飞蛾”，我也一直认为是飞蛾。打自从那天以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我都没再见过这种东西。现在，不知这种手足粗胖的飞蛾，有没有了。

这条街上，还有我更多的回忆。当时普通交通工具有马车和洋车（车夫拉的人力车）。我看过一个日本客人下了洋车，当车夫索要车费时，他一边骂着给了车夫一个嘴巴。日本人走了，车夫站进来愤愤地吐出来的中国话，我虽然不明白，感到非常可悲。

我听到“搧扁给”，这样一句“协和满语”。是“往死打”的意思，好像不是正式的中国话。

父亲在新京邮政局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学习了中文，达到熟练掌握日常生活用语程度，通过了满铁的招用考试。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四月，被录用。那时，刚好三十二岁。

这年九月，满铁把新京铁路局搬到吉林，改称吉林铁路局。因而扩大用人数量，对于父母来说，这正是一次机会。虽然没有摆脱贫困，但这确是父母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奋斗的结果。不管前半生多么的艰难，赴满是父亲的正确选择。我深深理解父亲建设新天地的抱负，对他更加敬仰了。

乘上车辆，背离车站向前一点。从我家过来，穿过大街，有过一个新京神社。小时候，爬上院内的松树，用手指沾松脂玩，很有意思。我凝视一下周围景色，在翠绿松树环抱下，作为神社办公场所的建筑，现在已成为幼儿园。我想起母亲“爬上容易下来难”的这样一句叹息。那是因为，一次我从松树往下跳时，把裙子划破一个大口子。

儿童时代的记忆一一得到认证，接近于完美，算是完成了心愿。

今天，作家协会还预约了另一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和我们会面。他就是H女人现在的丈夫。可惜他因心脏病住院，没有会见到。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我们房间安装了播放设备，放映了纪念杨靖宇将军殉国四十周年大会的实况。杨靖宇的女儿马锦云，也参加了纪念大会。她和高身材的儿子，向殉国地的纪念碑敬献花圈。站直后，儿子在用一只手拭泪。还看到了纪念馆的王馆长。

影片中，很多生存下来抗联男女老战士，分别唱了当时的歌曲。听到“一、二”领头声，不等“我们的抗联――”歌声响起，我按下了录音机的录音键，把歌声录了下来。

设备总出故障，放映中断了几次。影片是从长春博物馆调来的，我们同行的王玉瑧的儿子，也是制作者之一。王玉瑧曾告诉过我，解放后马锦云到通化陵园悼念父亲的情景。

五点半，放映结束了。王玉瑧家在长春，但她还是同何浜一起住在了宾馆。清晨一大早，直到夜里很晚，在点发胖的身影在我们面前出现，总是面带笑容。我听Y小姐说，这些日子她和何浜住的房间条件很不好，想洗浴都不行。现在到了长春，宾馆有足够的冷热水，这下该把多日的汗垢，彻底清洗了吧。

这一天，何浜和王玉瑧到车站，在烈日下排了两个多小时队，买我们到哈尔滨的火车票。没能买上到哈尔滨需三个小时的特快票，只买到需五个小时的普快软席票，并且只买到三张。尽管我们有中国各个方面出具买票的介绍信，但旅程中，还是很困难。我曾邀请R教授一起去哈尔滨采访，没有买到票，很遗憾。

七月二十五日，在离开长春那天，我和Y小姐、何浜三人乘出租车到长春站，再下车往回走。背朝车站，顺斯大林大街往前走，左侧有一座园顶建筑，现在是长春市邮政局。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在我们一家“渡满”时，那里是新京邮便局。

为了从日本经济不况中摆脱出来，父亲只身一人先行来到满洲，这里就是他最初的职场。顺着路再往前走一点，向左一转，左侧是邮便局的办公楼。我从六岁到八岁时，就住在那里。周围的样子有所改变，灰色的墙壁改换成红褐色。我们的旧居还在，一个不太大的家。

隔道的对面有个房门，前面有一个放杂物的小间。冬季里的一天，听到那里有声响，正在偷盗的小偷被发现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回来说：“现在就到警察那里。”接着又说，小偷被打倒了，不能动弹。虽说是小偷，可也不能往死里打呀。父母整理一下衣服打开房门，我没有看见那个中国人小偷。那个用木杆建的杂物间，挡住视线，无法确认小偷还在不在那里。

再先前走一点的右侧，那里应该是我读过小学一年级的室町小学的旧址。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

在长春的停留时间是三晚四日，当中有两天可用的时间。住宿还是安排在南湖宾馆。过去虽然在这个城市住过两年，但我对远离市区的这么个美丽的湖，并不知道。对于这个城市，自己算是孤陋寡闻了。

穿过红地毯的走廊，乘电梯上到二楼。房间的外间有电话和电风扇，里间卧窒的床上面，吊着白蚊帐，卫生间供应冷热水。

这一晚，与Y小姐慢慢用过晚餐，很早就睡下了。饭菜味道比不上靖宇，也比不上梅河口和吉林。但我们象要结束旅行一样，比赛似地进着餐。

七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会见了一名健在的女抗日游击队员。在日本，从礼貌上说，一般都是我们去登门拜访。但现在我们要访问的客人，都是到住处来访问我们。

老人今年六十二岁，“九·一八”发生那年只有十二岁。她说：“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战士，一切功绩归功于党。请不要公开我的姓名。”应她的请求，我就称她H吧。她梳着短发，看起来身子硬朗。如果都是女性，怎么谈话都无所谓。但在场还有男性，正担心谈到女性有关生理方面的话题，有些事难以启齿时，她以平稳的口吻开始了叙说。

――我老家在山东，五六岁时跟随父母，到了黑龙江，过着百姓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游击队来了，发放宣传单和张贴标语，教不识字的人唱歌。

歌曲是我最初的老师。游击队的人，用民间特有的小调曲子，填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歌词，教我们传唱。

有专门面向女性的歌曲唱到，妇女穿金戴银、打耳孔、缠足、裹胸，都是封建的，妇女的美丽是自然建康发育。

还有的歌曲唱到，日本入侵后，加上原来封建主义的压迫，妇女的苦难就更加一层，要起来战斗，解放自己。

一九三六年，我在绕河县参加了抗联。那一年我十七岁，一个人去的――。

我在“満洲国”的有关治安资料中，曾几度看到过“绕河”这个地名。

在我看来，中国的东北，象似伸展开双脚双手的小孩形状。大连、旅顺等辽东半岛相当于右脚，朝鲜半岛相当于左脚，上面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境线部分，相当于左手，绕河就位于乌苏里河流域的旧安东省辖区内。乌苏里河向北流出境外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城。绕河县朝向乌苏里江，接近东北部的最东端。

H女人说，最初听说过游击队，没有听说过共产党这个名字，后来听说有了共产党和抗联组织的事情。

十七岁只身一人加入抗联，在当时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当问及家庭情况时，说背着父母逃出来的。稍微调整一下呼吸后，接着说到当时封建的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买卖婚姻制，我被人家买去，十七岁那年生下一个男孩子。我丈夫也参加了抗联，但和我不是同时参加的。我是瞒着家里，带着孩子出来的，后来回了一次家，把孩子托附给了父母。

加入抗联前，我没看见过日本人。当时，日本人没来过我们那样的偏僻山村，只活动在大城市和铁路线一带。

在游击队我参加了文化学习，认识了一些字。树枝当笔，大地当纸。真正的纸都用在宣传上了。识字的战士当教师。行军时，把字帖在前面战士的后背上背诵。

记得当时参加的是周保中将军的第二军。

一九三九年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这之前，我参加过几次与日伪军的战斗。没有遇到过与日军面对面的交火。

相对来说，妇女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不多，大部分都在后方。

部队里有很多朝鲜族女战士，从事洗衣、缝衣和做饭等工作。行军时，都是每天步行五十里到七十里。行军不能走大路和公路，那样容易被敌人发现。只能穿行在密林的树丛里面的山路。冬天，穿上厚厚的棉裤，被树枝一刮就破，碎片就挂在那上面了。

直到实行清乡前，我们经常住在老乡家。日本人为了把良民与“共匪”进行区别，实行了清乡拼屯，就是象用筚子梳虱子那样，来区分良民和“共匪”。

H女人问我，这个你知道吗？她看着我，拿起我的采访笔记，熟练写到：“间壁清野、集屯并户、筚梳山林、民匪分开”。我点头，表示理解。

H女人接着说，尽管日军用尽各种手段，破坏游击队和人民的鱼水情，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游击生活是没有家的，我们把坏了的鞋、袜子、陶瓷水杯和陶瓷饭锅等全部家当，装进行囊背在身上，露营时就全都拿出来使用。在陶瓷锅边钻一个眼，穿上铁丝，背着行军。一直没有使用上铁锅。日军为了饿死我们，把我们的锅弄坏。但即使没有锅，我们也有办法弄熟东西吃。在地面上生火，把土烤热后挖一个坑，再用湿手巾包上鱼，放进坑里埋上，过一会就能烤熟吃。

筷子，我们用的是卫生筷子，每次吃饭时，就折下树枝当筷子，用完就扔掉。

三八年到三九年间，我们一直过着露营生活。

三八年秋，我目睹了日军的“三光政策”。

对不同意拼屯的人家，在他们睡觉时放火，逃出时就全部杀害，连一只狗都不剩。到了天亮，家被烧的精光，尸体倒地。

散居山间的百姓，被集中到拼屯里，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进来。但农民们从拼屯到田里干活时，还是把被禁止的衣服、食物、盐和火柴，偷偷带出来送给我们。秋收时，把一部分作物，偷偷埋进地里，作上记号，留给我们。

在只穿一件衣服的季节时，却穿着两件衣服，从拼屯出来，送给我们一件。农民和战士，象用绳子连结在一起一样。

一九三八年后，生活更加艰难进来。散住在山里的农民，全都没有了。冬天的大兴安岭的气温，在零下四十度以下。燃起大堆木材取暖，铺上兽皮睡觉，一连多少天没有吃的。只好剥下榆树皮，和死马肠一起炖。开始不会炖，炖出些粘粘糊糊的东西，榆树皮怎么也咬不断，象棉花一样。

不久，我们就有了把榆树皮做得好吃的方法。把外皮去掉，把剩下的里皮磨成面，加水做成馒头形状，蒸熟吃。

开始一说到吃生蛆马肉时，就有人呕吐，后来变得看见树上的虫子时，就说：“看来很好吃啊！”

当时，为了弄到弹药、衣服、粮食、盐、药品，相当不容易。用鸦片止痛。生活用品，严重缺乏。没有吃的，挨饿是经常的。

天冷时，没有棉衣穿也是经常的。冬天露营就更加艰苦，火烤胸前暧，风吹背后寒。无法入眠，硬闭上眼睛，不到一会儿，就天亮了，还得行军。

夏天下雨时，撑着破伞或披着破布片遮雨。等到太阳出来，再把身子晒干。

从黑龙江到佳木斯一带，野草长的一人多高，行军时全身都让露水打湿了。原始森林，树木高大，下面连草都不生长，行军时连天都看不到。没有风的夏天，酷热难当。天再热，蚊虫成群袭来，不穿厚长袖衣服都不行。脸被蜂子蛰后，三四天都不消肿，肿的眼睛都睁不开。虱子钻进体内，会引起东北山岳地带特有的疾病。虱子咬人非常疼，不把进入人体的虱子全部挖出来，就更加有害。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大敌外，我们还要和眼睛看不见的，虱子那样的小敌人战斗。

即使环境再坏，士气依然高涨，经常在一起高唱抗日歌曲。

行军时，女战士和男战士一样行走。来月经时，就垫上旧棉絮和破布。有的在战斗中结婚生孩子。一对夫妻结婚刚三天，丈夫就牺牲了。

男女生理不同，女人在肉体上遭受的苦难更多。有一名中队长妻子，在密营被日军包围，逃跑时在雪地里临产。队员太少，无法保护母子。妻子就把孩子扔进雪里，孩子很快就死了。分娩流出的血转眼就冻住了。把裤子剪开扔掉，男战士脱下自己的裤子给她穿上。不是一家人，不是亲兄弟，却能够生死与共，正是这种阶级友爱，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比起成人战士，孩子更容易冻死、饿死、病死。有的孩子送到苏联抚养。有的孩子大人抱着，在躲避日军追捕时，怕哭出声，被捂住嘴，活活憋死――。

我象H女人表示，关于游击战争中的结婚，有一些疑问。她看着我的脸说：“部队男女结合，是相信总有一天会打败日本的侵略。”

这一天，不仅听到了H女人的亲身经历，也听到了很多前所未知的抗联女战士的战斗经历。H女人一九三二年去了苏联，后来和男游击队员们，经常活跃在国境线上。据说女伤员在苏联待遇优厚。

H女人的丈夫，在一九四〇年，被叛徒杀害，是日本投降后才知道的。据说自参加游击队后，一直没有见过面。

解放后，找到了儿子，父母都已过世。现在和儿孙们一起生活。

虽然有些强求，还是让她给我们唱了战争当时的歌曲，听一听。

低沉的歌声，在炎热的房间里回响着。

近二三年来，有很多的日本人来吉林旅行。住宿处提供冷热水，也很清洁，饭菜非常可口。无论起到哪里，到处都是人群。比起以前来的时候，已不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了。

把对吉林的牵挂暂时搁下，乘上下午一点三十五分的列车，前往长春。

吉林一直是让我心存温暖的地方，没有改变。这里曾是库劳胞特金访问的地方，是金日成青年时代开展反日活动被捕入狱的地方，是杨靖宇进入游击区前驻足的地方，也是长谷川照与丈夫刘仁抱着孩子走过的街区，无论怎样都不会忘记的。

我的人生有着诸多坎坷，第一次访问解放后的中国，走在大街上，突然听到“那宽阔无边的大地，是我亲爱的祖国”，这种俄罗斯风情的歌曲，有些不解。也许是被大陆的风物而吸引，也许是因为中苏间亲近关系的那种必然所致。

有过三次访问中国的经历后，我对库劳胞特金的“革命就是以正义的行动推翻压迫者的统治”，这一话语感到新鲜，也成了被其感动了的人。这也是我人生五十年的心旅历程。

在吉林站踏上列车，从我们曾经住过的旧居旁通过，开往长春。

这次旅行的情形，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乘坐遣返列车以来的再现。记得儿童时代，登上相邻的中国人小学旁边的高土坡上，远望着车站里的蒸汽机车，过了几个小时，都不觉得累。远处的龙潭山，四季变换着颜色座落在那一边。

列车行进方向的右侧是龙潭山，在那所中国人小学的的遗迹上，铁路局建起了一栋四层楼房。不能不象三十五年前那样，挥着手说：“再见！我的家。”

夏天的傍晚，一大群乌鸦飞向一棵夕阳下的大树，直到天黑，都在不停的欢叫着。乌鸦们盘旋在一片榆树林上方，不知会落向哪里。突然想起昨晚晴朗的星空，比东京更广阔更明亮。

吉林作为一个工业发达的都市上，城市规模已经扩展到了原来机场那边。当城市街景从视线里消失的时候，我更加沉静下来。

儿童时代跟随父母，在吉林和长春间来回走过几次。作为满铁的下级职员的父亲的收入，我们只能乘坐三等车厢，总是和中国从混乘在一起。乘坐三等车厢的日本人，为数不多。大蒜味、喧闹声，还有是不是有虱子从别人爬过来，想到这些，身上就有了搔痒感，与去长春的喜悦同伴。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但记忆仍没有谈化，每一个站名仍然记得。过了土门岭车站，列车穿行在山谷里，再一次感觉到这种地形是最容易遭受袭击的地方。

我的中国旅行，告别阶段是在东北，无论到了哪里，都有象两股绳绞在一起那样的因素交织着。一个是对以杨靖宇为代表的反满抗日运动的关心，另一个就是我本人的乡愁。衡量这两个牵挂，就是说在乡愁里面，有这块土地上生活过人们的历史，这历史当中藏有我乡愁的秘密。知道过去的艰辛，而又不得不为证实那种艰辛而来，这就是我象两股拧在一起的绳一样的旅行。

近四点前到达长春。顺着斯大林大街（旧时的大同大街）往前走，右侧有一个公园。那里曾有过一些修剪的很有形的朴树和一座祠堂，现在已没一点踪影。伐除是必然的，据说就在伐除前，就在引以自豪的“新首都新京”的这条大街上，象长瘤子一样，在这里就闹过鬼。儿童时代，听到这个传言，很可怕。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说，就是摘一片叶子都不行，我打内心相信这个说法。我的“魔鬼可怕”的潜意思，可能就是从这时形成的。